宠儿的烦恼
“5·30”之后，中国股市几乎再没有什么和原来一样了。基金经理们接管了市场，主导了随后的蓝筹行情。
这是年轻天才的全胜时期。那是怎样的年轻人形象呢？大学毕业没有几年，硕士学位，不到30岁，或者30岁出头，常常穿着深色的西装，宽宽的，颜色鲜艳的领带随意飘动，浑身散发着自信，自以为是，语速极快，业余生活都干什么？“看报告，睡觉。”很干脆的回答。“还有呢？”“我喜欢去VICS酒吧跳舞，总要扭两下，让身体活动一下。我喜欢打乒乓球，不过同事嘲笑我是土人，他们更愿意去朝阳体育中心打高尔夫。”
他们是城市的新贵，保守估计，他们的年收入水平，含奖金分红至少在300万以上，今年买车的基金经理很多，他们大多开着新款的轿车，去固定的加油站免费加油，这是大多数公司的福利之一，甚至有些公司也让家属享受这样的待遇。
有趣的是，从数量上看，年轻人已经统治中国股市。天相投资公司统计并向客户报告了令人吃惊的事实：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龄是35岁，比美国的同行们平均年轻9岁。其中1／3的人管理基金的经验不到一年，一半以上是两年以下，接近3／4的人经验不到3年。
虽然这个行业的待遇颇高，但是这些宠儿们并不十分满意，跳槽率高得惊人，今年前三季度基金经理变更268次，折算全年是172次，一共三百多只基金，也就是差不多每个基金都变过一次。选取一年以上的基金作为样本，基金经理平均任职期限是1.3年。
和许多同龄人相比，小杨算是幸运的。但在幸运的主旋律中，也有些不大不小的烦恼。
比如身段日渐笨拙，主要原因是出差调研少了，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办公室看资料、开会，严重缺乏锻炼——用时尚的话，叫做亚健康。
比如赶上一两个月基金业绩不好的时候，领导便会找小杨谈心，平日里走道遇上了，也会关切地询问，把行业、个股都扯出来说一遍。搞得小杨恨不得绕道走——干这行的，业绩摆在众人眼里，放在自己的心里，正常人谁不想做好呢，做砸了出门找工作都难，哈。当然，板块轮动，过一段时间，基金回报遥遥领先的时候，又是另一回事了。
今年来，还有件挺烦心的事儿。就是公司把小杨管理的基金三番五次地拆分、大比例分红——能使的手段都用上了，只有一个目的，把净值降到一元附近，吸引投资人申购，扩大基金的规模。
为这事，小杨很不开心，但有什么办法呢，只好隔三差五地大规模买卖股票，资产配置和选股布局被一次次扰乱……
为这事，刚才领导还找小杨谈话：公司还小，生存是大计，别人都在拼命地做大规模，咱要是不做，规模上不去，就会落伍，会被淘汰……都不容易，年轻人，要从大局出发啊。
小杨嘴上只好应承，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出了门心里却嘀咕：那也有不拆分不大比例分红的公司，人家不也活得挺好……
李刚(化名)的烦恼要大于小杨。他从乡村考上大学，5年前收入比在媒体工作的女友还低，在证券业低迷时曲折跳槽到证券公司。他不愿意说自己今年赚了多少钱，但告诉记者他身边一些同事赚了上千万。他承认“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前所未有的市场，以后也很难再有。我们很幸运，能成为这个市场里的重要参与者”。
今年春天，股市一路欣欣向荣，人人都是股神，基金经理就成了鸡肋。在论坛、基金吧里，只要基金出现一分一毫的波动，或者有一天没跑赢同行，甚至没有任何原因，他们都会被骂得体无完肤。“嘲笑，挖苦，谩骂，各种各样你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人身攻击都有，在那里我们没有任何人的尊严，甚至我们的家人也要一起遭受侮辱。”
“但是即使我们分享了繁荣，基民们却看不到我们为此付出的牺牲生活牺牲身体的代价，也永远不满足我们为他们带来的收益，并永远耿耿于怀于一时的波动。”
这样的谩骂在“5·30”之后渐渐少了，许多散户“一夜回到解放前”，不得不重新投向基金的怀抱。“那些开骂的人知道了，我们才是股神。”在那时，李刚踌躇满志，“没什么我们做不了的事。”这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掌管的基金在短短几周里迅速膨胀到数百亿。
随后5个月里，这个神采飞扬的年轻人遭遇了迅速膨胀、大规模赎回、再次大规模申购，这些跌宕让他头上爬出了几根白发，脸上多了几分沉稳。
他看到监管机构拼命想加强对基金业的监管，但监管人员谈完公事后，转头就会问有什么股票可以推荐，这让他从心里感到悲哀，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尽管我们住着几万一平方米的房子，吃着最高档的饭菜，穿得起最昂贵的衣服，但我们心里总是怀着恐惧和不安，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他和许多同事一样，都在想办法办理移民，“要为自己留一个出口。这里只不过是我们的战场，而不是家园。”
他已经打算离开这个行业，回到校园里去“做些研究”。“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参与过了，也学到了该学的，够了。接下来，生活总要恢复正常的。”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