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刘炎迅

　　恰逢改革开放，使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生人成为当代中国富人的中坚

　　这是8月30日的傍晚，秋意渐浓。开着宝马，于乐清以每小时140公里的速度飞驰。他要去参加一个派对，在上海郊区佘山的一所富丽堂皇的会所里。“听说那儿的红酒很迷人，还有正宗法国风味的顶级鹅肝酱。”这个36岁的职业经理人，一脸轻松。

　　在当下中国，于乐清们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落。年纪轻轻，拿着不菲的高薪，举手投足追求品位。

　　“中产阶级？或者别的什么？总之，简单界定毫无疑义，事实上，他们就在那里，成为这个国度的财富中坚，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新兴而起的富人。”一位网友如是说。

　　8月13日，万事达卡国际组织首次面向中国民众推出一份有关财富人群的调研报告，报告对中国内地富裕阶层的界定标准是家庭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约合人民币18.9万元)。调查显示，在中国内地的富裕阶层中，30岁以下的占22%，31至46岁的占64%，46岁以上的占14%。万事达亚太地区首席经济顾问王月魂称，内地富裕阶层主要由相对年纪较轻的人士构成，这在整个亚太地区都相当罕见，比如在日本的富裕阶层中，70%在46岁以上。

　　年轻的财富一代

　　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于乐清每天都会与不同类型的人见面、吃饭、聊天，他发现，和他一样，“很多身居公司要职的都是年轻人”。

　　35岁的陈以清如今已是一家都市报的执行总编，作为70后一代，他的很多同学也都是各自单位里的骨干。在市场化媒体里，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就已经成了媒体界的“前辈”。事实上，在很多新兴行业，从业人员的年龄普遍不高。人们见到的总是年轻的董事长、总经理带领着一批更年轻的员工。

　　即使在各种身家以亿而论的中国富豪榜上,也不难见到年轻的面孔。在2006年中国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是37岁的北京鹏润投资董事长黄光裕,在这个榜单中,接近一半的富豪在40岁以下,福布斯主编也不能不为这个现象感到惊诧,因为在美国和欧洲,富豪更需要传承和积累。在中国,特别是在像互联网这样的新兴行业,几乎更是年轻人的天下,丁磊、张朝阳、陈天桥,这些明星似的人物成了互联网的象征。

　　“改革开放以来，最突出的现象之一是形成了一个新富阶层。对划分这个新富阶层的标准和新富阶层的人数有不同看法，但它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著名经济学人、国务院特邀监查员梁小民曾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说。

　　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曾经指出，国际上研究新富的时候普遍采用的起点就是个人金融资产达到6.6万美元，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左右。但是考虑到中国不少人存在灰色收入，因此零点调查使用的新富标准包括财富含量和一些外显符号：储蓄等金融资产总额在人民币50万以上；个人总体年收入20万以上；有地级市以上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协会或其他类似组织领导委员的社会头衔??只要符合以上某一项者，即可被零点调查归类为“新富一族”。

　　而另一家大型市场调研机构——北京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对于新富的界定，除了财富之外，还需要具备高消费、高学历和高感度的“三高”人群(所谓高感度，是指最先尝试高科技和新产品，追求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热情、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物，喜欢发表观点)。8月28日，北京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高级品牌经理孟丽君告诉《新世纪周刊》，关于新富人群的最新调研数据将于9月中旬对外公布。

　　从1997年起，新生代每年针对全国30个城市70000居民进行消费形态研究，发现有一个群体极具消费力和影响力，这个群体占大约10%的比重，却拥有和掌握消费和资源的50%，并领导和影响着其他90%的居民的意见和消费。“这便是目前中国位居财富中坚的新富群体。”

　　从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做的调查来看，中国新富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包括少部分60年代初的新锐和80年代初的后辈。85%集中在25～39岁，70%集中在25～34岁。从出生年代看，这群人生逢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环境较为宽松。

　　上一代人的集体失落

　　“有时候，我和朋友也会聊到为什么我们这些年轻人能迅速成长为各行业的佼佼者。”于乐清说，“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步入工作那会儿，特别是90年代后，中国经济发生剧烈变化，新兴行业不断兴起，需要大量专业人才，而此时正值壮年的50年代生人大都不具备相关业务素质，这给了年轻人迅速成为企业骨干的机会。”

　　1994年时，28岁的张毅是江苏北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物资调配科科长。仅仅两年后，企业因为效益太差实施改制，身为中层干部，张与另外几名科室负责人成为改制后的这家私营企业的老板。“机会！那是我事业蓬勃发展的起点。”张说。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带头人陆学艺指出，中国的新富阶层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

　　“我的父辈大多是50年代生人，他们显然没有我们幸运。”于乐清说，他常常看到父亲和几位叔叔在一起感叹生不逢时。他的二叔在他眼里就是那代人的典型代表。于的二叔出生于1952年，14岁那一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是初一学生的于的二叔被迫中断了学业。文革结束时，于的二叔25岁，“没啥学问，到一家印刷厂做了小工”。没两年，国家恢复高考，“二叔却没有去考，他说，像他这样的人，肚子里没货，根本不指望上什么大学”。一晃到了90年代，“二叔突然感到跟不上时代了”。1992年，小印刷厂进行改制，大批人员下岗，于的二叔也在其列。这时的他，40岁，已届不惑。

　　事实上，于乐清二叔的境遇并非个案，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 50年代生人除了极少数处于政府机关、国企的领导岗位外，这代人的大部分被时代的车轮甩在了后面。一位50年代生人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困惑：“对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来说，我们都是另类。生于50年代非常尴尬。不能如40年代生人那样，有机会受到完整的传统教育；也不能如60年代生人那样，在最好的年华赶上改革开放。成长于知识浩劫的时代，我们似乎是上苍未来得及雕塑成型的半成品。”

　　当于乐清二叔这辈人的位置越来越尴尬时，他们的后辈正在享受着另一种蒸蒸日上的生活。

　　知识新富崛起

　　45岁的马国放到今天都不能忘记16年前的一幕。20米外，便是大门。走过去，还是留在原地？对当年那个29岁的国营毛巾厂工人来说，是个重大的决定。“你可要想清楚了，走了就不能再回来！”车间主任的话迎面砸来，马知道这话的分量。“我决定离开。”沉默片刻后，马冷静地表态。这是1991年仲夏的一个午后。

　　“从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是‘单位’里的人，一头扎进‘市场’的海里了。” 2007年8月的一天，马回忆往事，为当年的选择感到庆幸。此时，他已是东莞一家私营工厂的老板，拥有2000多工人。

　　相对于马国放，32岁的张琴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她的事业正轨。她毕业不久就成了专业的证券分析师。“这个行当，本身就很新，都是年轻人。”

　　2007年的8月，股市走过一段低迷后再次大牛。“忙得很。”张琴说，现在像她一样的70后一代已经成为证券投资市场的主力军，“在我们之前的一代，基本不了解证券的专业知识，这给我们迅速进入骨干位置提供了先机”。

　　8月23日晚9点，驾驶着自己的“甲壳虫”，张琴用电话与一位客户沟通：“下午的那只还行，已经两个涨停??”

　　对于新生代市场检测机构的研究人员来说，马国放和张琴分属于不同的新富人群——传统新富和知识新富。知识新富指的是处于知识含量高的行业新富，在这些行业的构成中，大学以上学历者占就业者总体70%以上的比重。在此之外的则被归入传统新富。

　　新生代2006年调查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随着社会产业结构发生变迁，职业结构中代表知识精英的“白领”比重大幅度上升。在新富人群的行业分布中，45%来自知识新经济以及围绕新经济的服务业。研究显示，知识新富主要年龄在25～39岁，传统新富年龄主要在35岁以上。从城市来说，广州是传统新富的代表城市，而北京因为高校云集、科技企业众多、传媒业发达以及是文化艺术中心等因素成为知识新富的代表城市。

　　相比于传统新富，知识新富更有引领未来的天然优势，他们的舞台也更为广大。

　　31岁的吴一维目前正处于自己事业的上升期。去年，外资银行被允许在内地开展个人人民币业务，这让在某外资银行上海分行就职的他感到兴奋：“业务范围更广泛了，可以施展更大的拳脚。有人说金融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这几年跳槽率最高的恐怕非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莫属，一个部门经理带着本部门全体人员一起从国有商业银行跳到股份制小银行已经不是新闻。”

　　新富除了拥有更多的财富，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外，他们在价值观方面的共同特征则是包容。新生代的调查显示，他们自认“思想开阔，能够接受他人的生活方式，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他们注定将在更多的方面引领社会潮流。”一位媒体人士说。

　　新富生活

　　-本刊记者/刘炎迅

　　这些拥有了财富的人，生活也会有一些不同

　　脚蹬真皮马靴，身穿黑色紧身弹力马裤，头戴暗红色人字呢骑士帽，36岁的吴海威俨然一位职业骑士。“我这纯粹在玩儿，业余的。”8月31日，一个晴朗的周末，吴熟练地从马房里牵出一匹枣红色的马，笑着说。

　　吴是上海一家FLASH制作公司的老板，时下的新富一族。

　　在上海、北京、广州，以及其他经济发达的城市里，一批如同吴海威这样的新富者，正在感受着一般人不能体会的由财富转化而来的生活质感。

　　钱生钱

　　“我马上到，你先给我盯着。”9月1日，吴开着马自达6型轿跑车，赶往上海北郊的一处新建楼盘。

　　“那儿环境好，将来地铁延伸线一通，市口好着呢，肯定升值，商住两用都可以。”次日，吴对《新世纪周刊》说，房子已成功拿下。这是他在上海市内的第5处房产了。

　　“这两年房产楼市很火，我就坐不住了，投资赚钱嘛，商人的天性。”吴笑着说，鱼尾纹挤在一起，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老了5岁，“这两年做游戏程序，做FLASH，常常熬夜，人也老得快了。”

　　吴说，今年3月份去了趟长沙和南昌。在长沙，吴以3000元一平米的价钱买下几套公寓，而在南昌，他也顺利在市中心八一广场附近买下2套豪华商务公寓，价钱是3500元一平米。“这两个价位，在当地都不算低了，但是升值空间还很大，值得投资。”

　　现在公司步入正轨，吴不用如前两年那般，事无巨细地管理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会在国内各地飞，“一边玩玩，一边顺便投资房产。”吴说，现在国内很多城市的房价都有很大的升值空间，特别是中部的几个省，“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房价岂能不涨？”

　　和吴有一样看法的人不少。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调查显示，富裕阶层把房地产作为一项重要的投资，65%的人拥有两处以上房产。

　　除了房产，吴还投资股票，也买些基金 。“都是我的助手在帮我打理，我也懒得管，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还是古董收藏。”吴坦言，艺术品和古董收藏，既能满足他的兴趣，又能保值，“也是一种有趣的投资”。

　　“我认识很多老板，都是年轻人，都爱古董啊艺术品什么的，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吴说，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常常能意外促成生意上的合作。在吴家里，专门辟出一间很大的房间，用来陈列各色各年代的艺术品。

　　探险，富人的游戏

　　“我很敬佩王石，征服一座座高山。”吴说，从去年开始，他给自己定下计划，要把中国的名山大川走个遍。

　　吴经常去逛户外用品店，购买了一大批专业的户外探险的器械。他的看法是：“好的装备是成功探险的开始。”在他家里，随处可见高档的户外用具。一只19厘米长的SUREFIRE手电，乍一看很普通，但价钱令人咂舌，“别小看了它，花了6015元买的。”吴笑着说。 “这上面是钢化Pyrex镜片，结实得很。”

　　“这是通讯导航器，18000元，那是NORIN锐灵望远镜，7600多元，都是顶级好货。”吴说，因为兴趣所致，也就舍得去花钱。

　　有一次，吴和几个驴友结伴去深圳附近的石头河探险，他们沿溪流溯源而上，打算登上金龟山，那天他们进山后，便走散了。吴背着一包装备，独自一人在山里穿行了两天一夜，“那个晚上，我一个人缩在睡袋里，却不敢睡，怕有野兽来伤我，白天不停地走，不停地迷路，在山里打转转，真感到了绝望和恐惧”。吴说，好在自己的装备先进，后来通过无线电和GPS定位，终于脱险。

　　很多像吴海威这样的新富，都会醉心于探险和野地旅游带来的快感。“我还喜欢滑雪。”他说，“每当踩着雪橇，从高高的雪山上俯冲而下，是一种刺激的享受。”

　　“好一些的雪橇滑板都要上万元，我个人有4套，适应不同的雪场滑道。前两天，我还给孩子买了一副，有空带他去欧洲滑雪，让他锻炼得更果敢。”吴笑着说。

　　从公益中寻求自身价值

　　除了懂得享受生活，吴海威还是热心社会事务的人。这两年，他始终保持和贵州两名贫困小学生的通信，“这些贫苦地区的孩子，让我看到生活的另一面，我决定资助他们上学”。每个月，他会定期寄些钱过去，让他们能买些学习用品，买些书来看。

　　去年底，吴海威带着妻子去了趟贵州。“在安顺县的一个乡村小学，我看到孩子们连课桌都没有，每个人坐在垫着草的地上，趴在小板凳上写字。老师则是在一块坑洼不平的黑板上写板书。他们太困难了。”

　　那几天，吴海威和孩子们住在简陋的茅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帮他们温习功课，给他们讲大山外面的故事。白天，吴背着竹篓，拿着砍柴刀，与孩子们一起上山劳动。“孩子们特别纯朴，有的光着脚，就在山道上走，采到新鲜的山果，他会首先拿给你吃。”在山里的几天生活，给他的触动很大。临走时，他将随身带着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两台数码摄像机留给了小学。

　　在物质富足之后，一些新富开始把目光转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和贵州几个县的慈善基金会都有联系。”吴说，他很尊敬李连杰，不是因为他是一代武打巨星，而是因为他创设了“1基金”。

　　“你信佛吗？”面对《新世纪周刊》，吴海威问道，“其实，佛家教义就是一门很好的人生哲学，教你审视内心，让你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引导你的思想，去做‘大我’。”吴觉得，作为一名商人，难免陷于纸醉金迷，忘记自己的内心，视野变得狭隘。忘记他人的苦难，人就容易成为妄人，赚再多钱也没有快乐。

　　“所以，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人，更能感受自己存在的价值。”

　　“与政府修好”

　　“在中国，不关心政治，想在市场上成功很难。”吴海威一脸严肃地说。他认为，在一个资源不完全是市场配置的国家里，政治上的一举一动，从宏观的国家政策到微观的个案人身权利保障问题，都会影响到新富阶层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吴海威的书房里摆放着很多杂志和报纸，他最爱读的是《财经》和《南方周末》，他说：“这两者都是比较成熟的媒体，对问题的分析比较到位。比如《财经》，它是一本商业财经杂志，却不忘将视角投入社会民生和政治之中，提出自己独到的解读，让你能一目了然，在那些激变的社会问题背后，在循序渐进的政治生态之间，都暗藏着怎样的密码，这些密码往往事关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吴海威还经常邀请当地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到公司开讲座，“让员工都有政治意识，不能只作个技术工匠”。“我还带着大家看《青年参考》、《国际先驱导报》这一类的国际新闻报道，现在全球一体化，要知己知彼啊。”吴说，前段时间，美国那边召回大批玩具，给中国整体的玩具制造行业带来巨大冲击，“更大的层面则是中国制造的危机” 。

　　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中国更多地成为全球产业链上的一环，国际环境尤其是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如蝴蝶效应般影响到中国社会。因此，对国际事务的关注更多地在成为一种功利主义的生活方式。

　　“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关。”这是100多年前奔驰公司的开山鼻祖卡尔·本茨对属下说的话。“在浙江，很多私营老板积极要求入党，积极参加地方政协和人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句话。”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