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危机发生之时，我是身临其境，亲眼目睹危机一步步发展，并参与了一些危机解决方案的国际讨论。这次危机远远超出了任何个人或国家的控制范围，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前主席、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沈联涛在文章中这样回忆起10年前的这场亚洲金融危机，其时，沈联涛任职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负责储备管理及外事工作。10年后当沈联涛总结10年前这场危机的经验教训时，他把根源归结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导致的日元升值上来。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兑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

　　“日元兑美元和欧洲货币开始走强。这是日本代价最为高昂的政策失误。”沈联涛认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40∶1升至1987年12月的120∶1左右。到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银行的推波助澜下产生了巨大的泡沫。

　　泡沫过后日本经济的衰退，导致日本实施了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日本银行将利率从1996年的0.5%逐渐降至1999年的零，这给外汇套利交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国内外的投资者(包括日本的银行和各种对冲基金)利用外汇套利交易在东南亚国家大进大出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沈联涛如此评述。

　　但其实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同的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有不同的认识。

　　“我1996年在东南亚收集了一堆资料，那时候的看法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有人说是经常项目危机，有人说是国际收支危机，有人说是银行危机，有人说是货币危机，不一而足。”10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是这样来回忆亚洲金融危机的。

　　他引用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奇的一句名言“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来说明这种多重解读。

　　全部的历史真相也许难以获知，但从历史的教训中汲取有用的经验却是解读历史的功用之一。

　　“中国现在的金融模式是建立在对泰国金融危机的研究和理解上的，中国得到的教训是不能有大的经常项目逆差；汇率要有一定灵活性；不能把汇率固定太死。银行体系不能过于脆弱；不能放弃资本管制；非常重要的 一点是资本管制，泰国早就放弃了。”余永定说。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对亚洲金融危机存在误读的话，那么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也可能存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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